在中国古代，医生的地位并不高，与民间方技同属一类，医生这个群体多被归入“艺术”里面。这个“艺术”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文学艺术、才艺等，而是“技艺”与“方术”。所以，在《清史稿》里有专门的艺术列传，开篇就说“自司马迁传扁鹊、仓公及日者、龟策，史家因之，或曰方技，或曰艺术。大抵所收多医、卜、阴阳、术数之流，间及工巧。”又说。“沿及高宗之世，风不替焉。钦定医宗金鉴，薈萃古今学说，宗旨纯正。”提到清高宗时，曾钦定医学著作，从中能看出当时朝廷对医学的重视。
一个时代的医学水平关乎国计民生，所以《清史稿》里把吴有性等几位专治瘟疫并对瘟疫研究和防治的大夫排在前列。
吴有性字又可。吴县人，明代多次瘟疫流行，但医学界“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对病患不仅束手无策，而且往往用错药物，致人死亡。“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有因失治不及期而死者，有妄用峻补、攻补失序而死者。有医家见不到，急病用缓药、迁延而死者，“比比皆是”。
客观现实，强烈地刺激了吴有性，他除了研究古代医术之外，还通过大量问诊实践，于年写成《瘟疫论》一书。他认为，虽然张仲景的《伤寒论》中提出时行之气有传染之说，但据实际情况，有时行之气末必有疫，故而时行之说不可使人信服。人之是否得疫病，是由于疠气所致。疠气是杂气中之一，每年都存在。疠气的存在盛衰多少，与地区、四时与岁运有关。感受疫疠之气之后，可使老少俱病。这就从病因学方面将瘟疫与一般外感病区别开来，并与伤寒病加以区分。吴有性提出的传染病病原学观点已被现代医学、微生物学所证实，这是吴氏对温病学的一大贡献。
他说：“伤寒自毫窍入，中於脉络，从表入里，故其传经有六。自阳至阴。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入，伏於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或表或里，各自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於里者，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瘟疫学研究的著作，对后世施治有很多启发和极高的参考价值。其主要观点是把温病从当时医学界常用的伤寒治疗法中区分出来，认为温病有自己的一套发病、传染体系，与伤寒病大不相同。因此，在治疗方法上也应有所不同。
《瘟疫论》中所载传染病、包括伤寒、感冒、疟疾、痘疹（水痘、天花）、绞肠痧（霍乱）、疙瘩瘟（腺鼠疫）、虾蟆瘟（腮腺炎）、大头瘟、探头瘟、大麻风、鼠痿（颈淋巴结核）、流火丹*、目赤肿痛（眼结膜炎、砂眼）、病瘅发*（肝炎、*疸）、斑疹、咽肿、疮疥疗肿等。吴氏尚有《伤寒实录》，已佚。又有《温疫合璧》系清代王嘉谟在吴氏原著基础上，增删补辑而成。
吴有性的后来者还有戴天章、余霖、刘奎等人，“皆以治瘟疫名。”
戴天章，字麟郊，江苏上元人。中过进士，有著作咳论注、疟论注、广瘟疫论等。史书记载，他“论瘟疫，一宗有性之说。谓瘟疫之异於伤寒，尤慎辨於见证之始。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益加详焉。”这一方面，也能看出吴有性医学理论的影响。戴天章给人看病，不收钱，人品是很高的。与戴同时代的医生，还有一位余霖，也很有名。余霖，字师愚，安徽桐城人。乾隆年间，桐城地区发生瘟疫，“霖谓病由热淫，投以石膏，辄愈。后数年，至京师，大暑，疫作，医以张介宾法者多死，以有性法亦不尽验。”这里提到用吴有性的治疗方法也不能保证完全成功。当时的鸿胪卿冯应榴家里有个姬妾快要病死了，“霖与大剂石膏，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余霖的治疗方法与吴有性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但在“达原饮及三消、承气诸方，犹有附会表里之意云。”
从目前能找到的史料看，吴有性对瘟疫的认识和采取的治疗手段的确是处在时代前列，有救治成功的案例也有很多不足之处，这些也为后人的研究和总结经验教训留下了许多思考的空间。关于吴有性的生平和成就，年，有部电影《大明劫》，由冯远征饰演这位名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