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的这趟归乡之旅显得非常落寞，也似乎注定没有任何结果。虽然广州对于余则成而言并不太熟，只是求学期间，曾经短暂路过这里而已。
他在大陆的最后一站之所以是广州，一来就是借道香港回台湾；二来是希望能够找到关于晚秋的消息。
自从年4月26日，也就是和晚秋婚一年后，余则成的身份就暴露了，被迫更换身份、隐姓埋名，而晚秋也离开了台湾，自此便失去了晚秋的消息。
而余则成关于晚秋下落的唯一线索，便是吴敬中告诉他年大陆公私合营，他的小舅子回广州签署协议时，看到了穆连城的外侄回来签署的广州产业的股权转让协议。而且年的广州大街上的日本二手电子产品大都是穆家的货。余则成坚信找到穆家人，就能找到晚秋。
余则成多么希望走在广州的街头，迎面就看到晚秋款款向他走来，甜甜地喊道余先生。以前刻意不去找寻晚秋，是担心牵连到她，毕竟两蒋时期的台湾很小，那些即便跑到日本和美国的人，最终也没有逃过厄运。而如今硝烟散尽，余则成最担心的是，以前的自己只是一场梦而已。
还记得他和晚秋的婚礼，穆连成和吴敬中这两个老熟人再次见面，余则成一度担心场面会很尴尬。曾经在天津吴敬中敲竹杠时难看的吃相，逼得穆连成远遁日本；以及穆连成后来远在日本威胁吴敬中给晚秋找住处。
但结果却让余则成非常意外，两人却相逢一笑，举杯共庆。吴敬中说：“当年在天津，我就看他俩般配，无奈因为时局，未能撮合，如今终成眷侣，幸甚。”穆连成却说：“还是托吴长官的福。”
生意人究竟是生意人，没有放不下的脸面，做生意多个朋友多条路，虽然吴敬中再也没有查汉奸的理由为难他了，但是高雄、基隆等好几个码头的进出安全都属于吴敬中的长臂管辖范围，弄船的离不开跟码头打交道。
然而很显然吴敬中并没有想为难穆连成的意思。港口有生意，而且是大生意，台湾是一个孤岛，货物进出都得靠码头，只有合作才能共赢。而余则成和晚秋的结合，却意外地成为了吴家和穆家合作的见证。
吴敬中指着穆连成说：“当年你家若留在天津，现在便宜的就是别人了。”
余则成这才意识到，其实早就海外布局的吴敬中和穆家早在穆连成出逃后就已经“走到了一起”，那么穆连成的出逃背后的高人？谢若林和晚秋住到保密局宿舍？这些真的那么简单吗？余则成才意识到以前自己没有重视的问题，在如今却都是问题。
自从吴敬中和余则成年1月份来台，到了4月份余则成结婚，吴敬中在台湾就已经又有了一份厚实的家产，包括两个林场，一个茶山，一个酒厂，一个糖厂，三家贸易公司，但这一次他没有让他的小舅子代持，也没有让余则成辞职当经理，而是由穆家代持。
因为吴敬中非常清楚，解放军势如破竹，都已经打过长江了，即便在台湾也是人心惶惶，这些资产烫手得很，为什么容易得手？得手的原因就是别人不敢要。只有放在商人手里，才能把利益和风险分开。
可以说吴敬中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非常正确的。因为5月份开始，刚搞完“三七五减租”，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下达命令的正是陈诚。而吴敬中这次资产想立马变现，换钱走人，是不可能了的。
吴敬中不止一次想离开台湾，以看前列腺炎的理由去美国，但是作为老军统，在这关键时刻，他意识到退出方式或许只剩下死亡。
但是余则成却工作非常积极，没有丝毫要离开的意思。因为华东局高度重视台湾秘密战线的情报收集，余则成似乎又看到了迎接天津解放时的自己。
6月份，余则成的接头人梁铮卿给自己宣布了一个激动人心的任务，准备策反海军舰长，收集海防情报，等待协助解放军登陆。
然而随着建丰同志来台，整个台湾的气氛却紧张到了极点。然而8月份，噩耗传来，梁铮卿被捕。
余则成的直接接头人突然间被捕，这也就意味着余则成的身份随时可能暴露。但是余则成这像没有任何事情发生过一样，照常工作。
其实对于余则成而言，这个时候，他是可以假装安排工作，照常从台湾去香港，然后借道回大陆，一去不返；也可以假装和晚秋去日本度假，坐上船一去不返。
但是基于对同志的信任和未完成的任务，余则成决定留下来，和往常一样工作。余则成的选择是对的。
基隆的“光明报”事件虽然只是一个开端，但是梁铮卿并没有出卖任何人。虽然余则成已经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但是在接下来的半年内，爆雷是一个比一个大，却没有任何一个影响到了他。
然而余则成却成了一根断线的风筝。没了梁铮卿，也没有人来主动联系余则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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