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列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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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5/5/23 20:28:00

功德林,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国民党政府曾在此关押“政治犯”,李大钊同志就是在这里被绞杀的。

北平解放后,它成了关押国民党战犯的场所。

起初,国民党的战犯被分散关押在全国各地,功德林只是其中之一。

后来,各地的国民党战犯陆陆续续转入了功德林,有王耀武(原国民党中将司令兼山东省主席)、范汉杰(原国民党东北“剿总”中将副司令)、沈醉(原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

再加上原本就在功德林关押的,比如杜聿明、黄维、邱行湘、文强等,加起来已经接近人。

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将领。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被关进功德林的,进那里也是要有资格的。”

这虽然是玩笑话,但的确是事实。

功德林

01

刚进功德林时,很多人惶恐不安,他们以为这是要来个“集中处决”。

杜聿明从被俘的那天开始,就尝试过自我了断,但是没成功。

后来,他以失眠为由,向解放军军医要来安眠药,一粒一粒地攒起来,缝在棉裤的左边裤腿处。

进入功德林时,工作人员做例行检查,从他身上搜出来60多片安眠药,这个剂量足以致命。

在杜聿明看来,自己是共产党当初直接点名的头号战犯,别人进了功德林或许还有活路,但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被枪决。与其被绑到刑场受辱,还不如自杀来得爽快。

和杜聿明一样忐忑不安的人,还有不少。

杜聿明被抓时

刚开始,大家心怀疑虑、处处小心谨慎,唯恐说错一句话。

每次轮到杜聿明发言,他总是背诵《人民日报》等报纸上的发言或者书刊上的话语,从不加半句自己的态度,生怕被人找到错处。

王耀武(国民党高级将领、张灵甫的老上司)更是出了名的谨小慎微。

有一次,有人问他:“你最崇拜《三国演义》里的谁?”

王耀武回答说崇拜关云长。

没过多久,他就惊慌地跑回来,反悔道:“我不崇拜关云长,我只崇拜诸葛亮。”

原来,王耀武担心“崇拜关云长”会被说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后来,毛主席托罗瑞卿转告王耀武:

“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很快就能回到人民中间。”

王耀武这才安下心来。

当然,也有从一开始就不担心生死问题的,比如王陵基。

王陵基是川军军阀中资格最老的一位,连刘湘、杨森都要尊称他一声“老师”。

王陵基

王陵基为人心狠手辣,他担任四川省主席时,曾制造“四九惨案”,人们恨他入骨。

所以,当他在四川被抓捕后,群众们强烈要求枪毙他。

真要说起来,王陵基算是功德林中唯一一位拥有上将军衔的人,也是年龄最老的一位。

被押往功德林的路上,正好路过天安门城楼,王陵基还对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深深鞠了一躬,说:“我要把枕头垫得高高的,来它个高枕无忧。”

不过,到了年初,全国掀起一股“镇压反革命”高潮,就连王陵基也不淡定了。

“如果被继续关押,说不定会被集中处决、以儆效尤;如果被放出去,说不定会被群众揪出来,不管怎么看,都是性命难保。”

其实,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早在把他们关进功德林之前,周总理就已经特别关照:不要动他们。

不仅如此,周总理还给出了详细指示: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

在功德林里,这些战犯们彼此之间的称呼是“同学”,他们可以自己选举“学习委员”,管理大家的学习、生活和劳动,可以和家属通信,甚至还能接待亲友。

杜聿明很久以前就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但是因为战事吃紧,一直没有顾得上治疗,被关进功德林之后病情更加严重。

除了胃上有毛病外,他还患有肺结核、肾结核、脊椎炎。

一想起自己这一身病,杜聿明就觉得未来无望:就算是出狱了又能怎样,还不是“废人”一个。

正是因为有这种心态,杜聿明从不多提自己的病情,觉得干脆病死算了。

有一次洗澡的时候,管理人员发现杜聿明臀部肿大,赶紧问他怎么回事。

原来,杜聿明的病情已经相当严重,晚上睡觉时痛得睡都睡不着。

工作医院检查,发现这是由肺结核引出的骨结核。

在治疗期间,为了让杜聿明晚上能睡得好,工作人员甚至还为他量身定做了一个石膏床。

为了让他早日康复,监狱每天都会给杜聿明提供牛奶、鸡蛋等营养餐。

杜聿明非常感动。

其实,早在年时,他就申请去美国治疗,但是,有一次他在上海对记者的一番谈话惹得蒋介石不高兴,蒋介石便一直没让他去。

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一身病,竟然在监狱里给治好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时间久了,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很多战犯对受到的宽待和精心照顾心怀感激。

不过,里面也有一些“刺头”。

比如文强、徐远举、黄维。

文强

02

文强进功德林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拽”。

监狱管理人员让写悔改书,他坚决不写。

“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和老师,刘少奇算是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是他们写,我不写。”

文强并不是在吹牛。

他是文天祥的第23世孙,17岁拜见孙中山,24岁加入中国共青团,参加过南昌起义,担任过红一师师长。

他管毛主席的母亲叫姑母,还参加过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婚礼,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毕业生,曾做过林彪的班长。

后来,文强被叛徒出卖,好不容易越狱逃出来,却被上级领导误解。

他一怒之下,直接退党投靠了国民党,成为戴笠手下的干将。

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文强和杜聿明一起被俘,关进了功德林。

文强之所以表现得那么强硬,除了自恃与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关系匪浅之外,其实也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

他知道自己历史关系复杂,罪孽深重,有生之年恐怕很难走出功德林。

不过,除了不肯写悔过书、态度强硬这两点之外,文强还是非常配合监狱管理工作的。

当然,也不是每个战犯都像文强那样有“自知之明”。

徐远举就是一个例子。

此人原本属于国民党保密局,是“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幕后黑手,被他残害的共产党员不计其数。

然而,徐远举不仅不知道反省,居然还向监狱管理人员提出“取消哨兵、进出监狱自由”这种无法无天的要求。

徐远举

管理人员毫不客气地痛斥了他一番:

“你在重庆的所作所为,人人皆知,在这里,人民政府是怎么对你们的?你过去对被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员也是这样的吗?徐远举,你回答我,你给了我们的同志多少自由?你还要我给你什么自由!”

徐远举被骂得哑口无言,老老实实地写了大量反省材料。

和文强、徐远举表面上的“不服”比起来,黄维的“不服”是发自内心的。

淮海战役时,黄维担任国民党军12兵团的司令长官。年12月中旬,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团团围住,他自己也成了俘虏。

从进入功德林的那一刻起,黄维就只认准一个道理:成王败寇。

在所有战犯中,黄维是态度最差、最爱唱反调的一个。

功德林中唯一的一次打架事件,就是黄维引起的。

黄维

那天,战犯们被要求一起组织学习,讨论的题目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问题。

学习小组组长名叫董益三,原本是国民党的少将处长,也是最早一批被关入功德林的战犯。

当董益三讲到“当初中国的银行都属于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时,黄维说:“那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也是毛泽东的”。

因为这句话,黄维被组长和组员要求写检查,他却只写了一句:“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董益三看到后,上来就给了黄维一记耳光。

这下,黄维恼了,论军衔和资历,他比董益三强得多,这事儿怎么能忍?

两人顿时扭打起来。

打架事件发生后,黄维以为自己一定会挨处分,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虽然自己也受了批评,但是先动手打人的董益三受到的批评比他更严厉。

事后,黄维感慨道:“共产党是讲公平的。”

不管是“真服”还是“假服”,这些战犯们整体上还算表现良好。

只是,国民党没失败之前,这些人尚且斗得如火如荼,如今都被关在一个地方,怎么可能不闹出点事儿来?

03

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这些战犯们也是如此。

蒋介石嫡系部队和地方系互相仇视,文官和武官互相抱怨。

哪怕同属于武官,也分为蒋介石派、陈诚派、何应钦派,这些人互相看不顺眼,你骂我瞎指挥,我骂你见死不救,热闹得很。

有一次,因为打饭的问题,邱行湘和康泽两人吵了起来。

邱行湘是陈诚“土木系”的著名将领,康泽则属于军统系。

所谓“土木系”,说的就是出身于国军第18军第11师的一批将领。

“土”字拆开为“十一”,“木”字拆开为“十八”,所以叫“土木系”。

这支部队是陈诚的起家部队,号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

那天打饭的时候,康泽因为平时动作就比较慢,打面片时也慢,邱行湘看他拿着勺子沿着盘子转圈,以为他是专门挑肉吃,上去一把将康泽的饭碗夺了过来,把里面的饭倒进饭盆里,让他站后面去。

康泽气得大骂,同是特务出身的徐远举也上前,为康泽出头。

于是,战火从两人身上蔓延到陈诚集团和军统集团之间,两帮人相互揭短、火力全开。

最后,还是王耀武、宋希濂以学习委员的名义下达停战令,这场“土木系”和“军统系”的战争才宣告结束。

原国民党上将刘峙,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曾担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防守平汉路沿线,结果,日军杀过来时,刘峙不战而逃,带着部下一口气逃到石家庄,致使华北的大片国土沦陷,引起国人极大不满,大家骂他是“长跑将军”。

刘峙

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看中刘峙忠心可靠,就派他担任徐州“剿总”总司令。

命令一出,有人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该派一名虎将,就算不派虎,派只狗看门也行,怎么能派一只猪来?

于是,刘峙“猪将军”的名声就这样传开了。

国民党的其他将领们非常瞧不起他。

有一年过春节,功德林里要杀学员们养了一年的猪。

这群战犯把杀猪活动起了个名字:“围剿刘峙”行动。

这场“行动”由宋希濂担任总指挥,沈醉负责操刀,八位将军参加“围剿”行动,结果,还让猪给跑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成功。

后来,大家做战斗总结:出动了4个兵团、8位将军、由兵团司令策划、军统高手执行,终于取得了国军在大陆的唯一一次会战胜利!

在功德林里,像这样的段子还有不少。

这些高官们往日养尊处优,吃喝拉撒都有勤务兵伺候,刚进来时,很多人连生活的基本常识都不知道。

那时,王陵基逢人就问:“挤出来的牙膏怎么收回去?”

原来,他不会挤牙膏,一挤就挤出来一长条。

牙膏是定量供应的,结果那个月王陵基就没怎么用牙膏。

他还不会刮胡子,总是刮得满脸是血。

后来,还是杜聿明看不下去,每天帮他刮。

这群人虽然在性情、想法上差异巨大,内部矛盾重重,但是,年发生的一件事,却让他们的意见空前统一,那就是:抗美援朝。

04

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爆发时,这群国民党战犯只有一个意见:不能打!怎么可能打得过美国人?

这些人都参加过抗日战争,在他们眼里,日军已经相当厉害,国共联手也就和日军勉强一战,而美军是比日军更厉害的角色。

和美国打?简直是拿鸡蛋碰石头!

当时,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让文强写一篇关于“美朝战争的预测”文章,文强洋洋洒洒写了多字,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是不可战胜的”。

还有些人自诩为美国问题的专家,他们也一致认为:美国必胜,不可能出现相反局面。

这些人其实还有种“看热闹”的想法,甚至有极个别的已经开始想着“如果美军大胜,到时候自己怎么向蒋介石表忠心?”。

这些人的想法其实很容易理解:

他们虽然沦为解放军的阶下囚,但从不觉得是自己无能,有的怪上级瞎指挥,有的怪友军不给力,有的怪后勤不行,甚至还有人怪解放军乱打,反正,在他们眼里,解放军只是侥幸赢了,如果再打一场,自己一定能赢。

在志愿军和美军的战争开打之前,杜聿明其实也不看好志愿军。

第一批接受美军培训的远征军,是杜聿明率领的;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军团,也是他率领的。

在蒋介石手下的众多将领中,既熟悉现代化作战、又了解美国机械,还能指挥兵团级以上作战的,可能只有杜聿明一人而已。

所以,杜聿明比任何人都清楚美军纯机械化部队的战斗力有多强。

但是,随着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功德林战犯们逐渐改变了想法。

“共产党连美国人都能打败,我们被他们打败也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仗如果让我们来打,一定会全军覆没,毫无胜算,但志愿军居然打赢了!”

原本,他们希望美军能赢,但是后来,他们更希望中国人能胜利!

这批和美军有过大量接触的国民党将领,凑在一起,把自己所知道的美军战术和美军装备全部写了下来,整理成《关于美军战术之研究》,共计6万多字。

有关部门看过之后,觉得非常有价值,立即送进了中南海。

毛主席阅读之后,给予了很高评价,还将其中的要点通知给前线将领。

朝鲜战争的进程给了这批国民党将领们极大的震撼。

谁都没想到,志愿军竟然真的能和以美国为首的16国联军硬抗,并且那么快就打过了三八线!

他们一边欢呼雀跃,一边想着要再为战士们做点什么。

很快,机会就来了。

当时,志愿军后勤补给跟不上,前线战士只能在冰天雪地里吃炒面。

可就连炒面也供应不及,哪怕是东北军民合力,也补不上缺口。

怎么办?

很快,全国上下齐动手,发起了“炒面粉运动”。

功德林里也不例外。

这些以前养尊处优的将军们,一听炒出的面粉是要送往前线的,一个比一个积极。

这个时候,他们也不在意什么派系,也不再计较以前的小恩小怨,每天齐心协力,拼命炒面粉。

他们都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的人,深知在前线吃不上饭是什么滋味,所以炒起面来非常卖力。

就连平日里最不配合的文强和黄维,也干得热火朝天,黄维还一板一眼地监督抱病干活的杜聿明,生怕他掌握不好质量和火候。

后来,负责志愿军后勤的人表示,功德林炒出来的面粉质量格外好,既脆又细,还没有焦味。

(据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功德林的战犯们往炒面里加了不少的芝麻、花生、瓜子仁,这些原本都是配给他们的零食。)

其实,这些战犯中,或许当时依然有不少心怀二心的,但是,在这一时刻,他们没有一个不希望志愿军能打败美国人、没有一个不想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给功德林的战犯们造成了极大震撼,就像杜聿明后来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确实站起来了!

05

对于有功之人,毛主席和周总理都看在眼里。

年12月4日,一份特赦令正式公布。

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等10位国民党战俘,被特赦释放。

此后几年中,功德林又陆续释放了一批批战俘。

年,毛主席听说还有一批战犯仍然被关押(文强、黄维等改造态度不好的),大手一挥,让把他们都放了。

当时,已经身患重病的周总理和邓小平等人一起,布置了一系列工作,要求特赦全部战犯,还要做好释放后的安置工作。

同年3月,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

毛主席很早之前就说的很明白:

杀了这些战犯,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强化国防、三不能收复台湾,但是,放早了的话人民不理解,被释放的人也不理解。等过个几年,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了,人民生活好了,再释放才会有效果。

毛主席指示“不杀战犯”后,关于如何释放战犯,曾有两种建议。

一种是一次性全部释放,另一种是一批一批放。

周总理认为,全部释放虽然比较简单,但是效果不大,只能造成一时轰动,轰动一下就没下文了,不如放一批看看效果。

事实证明,周总理考虑得非常周到。

当时,功德林里面关押着多名国民党高级战犯,每次释放一批,就会在国内外造成极大影响,过段时间再放一批,又对敌人的意志力造成极大打击。

不管是一个不放、还是一次性释放,都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谋事者心宽似海,成事者腹有韬略,毛主席和周总理是最好的例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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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陈静.文强改造,大嚷"毛泽东是我表哥"[J].文史博览,(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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