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A检出前列腺癌是慢性病
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广泛开展的PSA筛查。虽然TURP检出的前列腺癌发病率下降了50%，但前列腺癌总发病率却在6年内（~年）翻番（图1）。前列腺癌发病率的这一激增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见，凸显出了诊断操作对报告的癌症发病率的影响。图1.-年的美国前列腺癌发病率因此，前列腺癌死亡率的增加很可能反映了名义上的增加，而非该疾病所致死亡的真正增加。如果上述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那么之后的下降也一定有一部分是虚假的，实际上反映的是TURP的总体减少，以及不再对预期寿命有限的男性进行积极的PSA筛查。为了减轻这些影响，我们认为计算前列腺癌死亡率的下降情况时最好采用-年这一基线，计算结果下降37%。但下降37%仍然相当可观，我们需要对其做出解释，其中最简单的解释是PSA筛查。在过去30年，对PSA筛查发现的前列腺癌的自然史有了重要了解。尸检证明，有大量可检出但实际未发现的前列腺癌：在死于其他原因的60岁以上男性中，一半以上有前列腺癌的病理证据。超声引导下经直肠穿刺活检术的出现，并结合多样本采集使发现之前未发现的上述前列腺癌人群。通过PSA检出前列腺癌的许多男性之后存活了15~20年，接受的治疗通常很少且许多人最终死于其他原因。因此，通过PSA检出的大多数前列腺癌更像是慢性病，而非侵袭性恶性肿瘤。PSA筛查发现的大多是分化良好的前列腺癌；而常致人死亡的低分化前列腺癌却很少被发现。事实上，一些分化程度最低、致死程度最高的前列腺癌患者的PSA水平正常。PSA筛查频率惹的祸？
迄今主要有3项关于PSA筛查的随机试验，其中结果最好的是ERSPC研究，而美国观察到的37%的前列腺癌死亡率降幅超过了ERSPC研究中观察到的降幅（图2）。临床医师一般会做出相反预期：即试验中观察到的效应在临床实践中将会减小，这也就是疗效和效果之间的区别。图2.ERSPC研究与临床实践相比，两项疾病负担指标的相对变化此外，另外两项随机试验表明，对于PSA筛查所发现的大多数前列腺癌患者而言，经过前列腺切除术或放疗后，死亡风险充其量有微小降低（无统计学意义），且上述风险降低需要10年以上才能显现。但前列腺癌死亡率在PSA筛查开始后不久即开始下降。这些现象该如何解释？观察结果分别来自ERSPC研究和引入PSA筛查后的美国一般人群。美国人群的死亡率变化是相对于-年的基线进行计算，转移性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变化是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基线进行计算。PSA筛查的引入与转移性前列腺癌发病率的显著下降相关，从每10万男性中约28例下降至约11例。但临床实践中的降幅为何超过试验中的降幅？可能的解释是PSA筛查的频率。在欧洲的上述试验中，筛查频率是每2~4年1次，而美国的筛查频率一般是每年1次。ERSPC研究中的另一项指标也说明了诊断过程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图2）：高龄男性的前列腺癌发病率下降。在≥75岁的男性中，如今的前列腺癌发病率是年的一半。在男性年轻时多检出的一些前列腺癌转化成了老年时较少的前列腺癌，这证明老年时注定会出现的一些前列腺癌事实上在之前已经检出。为什么不主张筛查？
PSA筛查是医疗领域中过度诊断和过度治疗的典型案例。此外，通过前列腺癌死亡率降低来评价PSA筛查可能具有误导性。癌症特异性死亡率的降低并不能可靠地转化为寿命的延长，延长寿命需要降低全因死亡率。当然，寿命长短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结局；生活质量同样重要。如果筛查有助于避免转移性前列腺癌可能伴发的疼痛，这将改变我们的计算结果，但并无明确证据表明它通常可以做到这一点。此外，生活质量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前列腺癌治疗本身会导致相当多的疾病：手术和放疗可导致阳痿以及肠道和膀胱问题；抗雄激素治疗会导致潮热、耐力下降和代谢综合征。接受治疗和未接受治疗的男性究竟谁的生活质量受到更大影响还有待讨论。总而言之，作者将继续反对当前的PSA筛查，尤其是在这个以诊疗量为导向的医疗体系下。但是作者表示，他们得立场反映了一种价值判断，即少数人显著获益，而更多的人则承受了不必要的活检、手术和经济压力。由于没有可以比较上述利弊的指标，因为它们风马牛不相及。因此，目前并无可以产生单一“正确”答案的计算或决策模型。医生不能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