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一场猝不及防的SARS让中国蒙受了惨重代价，也暴露了中国疾控系统在新发传染病的发现报告和监控能力上的致命短板。此外，近千名医护人员感染，医护人员殉职人数占全部病死人数三分之一的教训也将院内感染（简称“院感”）问题摆上了桌面。随后，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传染病防治法律和条例，对新发传染病的监控办法有所强化，也对院感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和要求。然而17年后，当新冠病*在武汉暴发，我们又目睹了令人痛心的一幕幕。新发可疑病例并未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足够重视和及时应对，在疫情发生的早期，也有超过名湖北医护人员被感染，多数是非传染科医生。另有最新论文研究了1月1日-1月28医院确诊的例COVID-19患者，推断其中41%的医院。为什么SARS后建立起来的“防洪系统”在实战中没有发挥想象中的效力？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常务副所长、WHO亚太地区卫生*策与体制观察所昆山研究基地主任汤胜蓝教授近日在接受《返朴》专访时表示，通过其长期对中国医疗卫生机构的调研发现，长达十年的新一轮医改取得了很多成功，医院改革并不令人满意，医院在传染病诊疗和监控工作上尚存很多不足；同时，由于缺乏压力、动力和激励机制，院内感染的防控管理长期以来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要破解这一难题，医院改革的深层去追索。
汤胜蓝教授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和英国塞萨克斯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作为高级项目官员和资深项目主管任职于WHO驻华代表处和WHO总部热带病研究和培训署（TDR）。年起担任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MaryJamesSemans讲席教授，并于年被聘任为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同时担任WHO亚太地区卫生*策与体制观察所昆山研究基地主任。-年担任中国全球健康大学联盟主席。前后在上海医科大学、利物浦大学热带病学院及杜克大学从事全球健康和卫生*策教学二十余年。主要研究领域为卫生体制改革和疾病控制战略和*策。发表百余篇SCI论文，其中五篇发表在《柳叶刀》（Lancet）。主编两本英文专著。担任BMC贫困和传染病杂志的副主编，社会科学和医学，卫生*策与规划，全球健康杂志等若干英文学术杂志的编委。
采访/撰文若冰
部分传染病疫情未能上报
返朴：这次新冠疫情在武汉暴发的初期，曾有许多人乐观地估计，中国自年SARS以来由于完善了疫情网络直报系统，医疗资源也越来越丰富，因此有能力及时遏制新发传染病的扩散。但后来的情况我们都看到了，似乎疫情直报体系并没有起作用，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汤胜蓝：总的来说，我认为这件事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看。中国这几年经济高速发展，医疗卫生系统不管是经济资源还是技术资源都更加丰富，所以“硬件”上的提升较快。特别是SARS以后，国家投入巨大建立了疫情直报系统，各级在设备、联网等方面都做得很好。
但我要强调一个观点：“硬件”好了以后，如果“软件”跟不上去，那么系统再高级也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软件”牵涉到的是管理水平、人员职业素质等方面。实际上，很多时候，已经看到出现疫情了，但是要么没有人上报，要么报得不全。比如这次新冠病*疫情，有疾控相关人员和学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因为新冠病*肺炎是一种新发疾病，系统里面没有这个病种，所以没有及时通过网络上报。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其次是法律法规的问题。SARS过后的几年间，中国修订了《传染病防治法》，出台了一医院感染防控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篇幅相对较短，没有一个超过30页，是没法具体执行的，因此有关部门一般还会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但是这些细则有时候也还不够细致，再加上有时候还会涉及到出资方不清晰的问题，所以执行层面有时会遇到困难。
同时，各相关机构执行和落地的力度又是另一个问题。医院都完全按照SARS以后的各项法规条例，不折不扣地做好这些事情的话，我可以有信心地说，武汉的疫情不会发展到后来这么严重。
返朴：所以说，疫情直报系统完善起来了，但在实际工作中有时候没有充分发挥出系统的优势；另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可能没有得到彻底执行。您能就这些问题再详细谈一谈吗？
汤胜蓝：我举两个例子。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实施细则，医院出现乙类传染病患者，就应该在12或24小时内向当地的卫生防疫机构上报，时限取决于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比如结核病就是乙类传染病，患者不管是在门诊，还是入院与出院的时候，如果诊断出来结核病，医院就应该在规定时间里报给当地疾控中心（CDC）。然而我们年在华东地区做调研的时候，医院的结核病住院病例和上报到CDC的数字，发现漏报率在25%-30%左右。医院报告的积极性不高？医生反映说，日常工作量很大，没时间做这件事情，而且做得好还是不好一个样，没有明显的奖惩机制。
现在国内卫生系统的信息技术越来越发达了，大家都在谈大数据的优势，但我持保留意见，因为如果从最基层收集的数字就有水分或者不全的话，那么把全国的数字汇总起来之后，大数据的可信度也是要受质疑的。
第二个例子，国家规定二医院，都应把住院患者的病案首页通过信息系统逐级上报。但是我们调研发现，医院的病案首页，在县里看到的数据量和上传到国家卫生统计系统的数据量存在一定比例的差别。为什么会出现不一致？因为现在网上填报系统越来越精确，设置了很多逻辑检验，比如宫颈癌不应该出现在男性患者病案上，前列腺病不应该出现在女性患者病案上，还有出院时间肯定要比入院时间晚等等。如果医生填错了信息，没有通过逻辑检验，病案就没法上传，医院负责填报数据的专人去补漏、纠错。而相关负责人很难有积极性把填错的改过来，一是因为改错除了增加自己的工作量，还需要向各个科室的医生核对，而医生们不一定愿意配合；二是做得不好也没人去罚，所以不符合条件的病案很可能就被一删了之，只有符合填写条件的病例会上传到省里和北京。
返朴：现在海外疫情告急，您怎么评估中国目前面临的输入性压力和相关的疫情报告能力？
汤胜蓝：肯定要重视防控输入性病例，但不单单是因为新冠病*。由于全球化，这些年来实际上各种输入性的传染病都不可避免地出现过，只是可能没有全面掌握而已。举个例子，疟疾在国内已经基本不流行了，但是非洲很多。大量的中国工人和商人到非洲去工作，如果待上一年，个人里大概有50个人都得过疟疾。一旦治疗不彻底，回国之后还可能复发。还有非洲、美洲、东南亚的登革热、出血热，以及每年欧洲、美国出现的流感病例，其实都存在向国内输入的问题。
返朴：国家和地方疾控中心，尤其是前期赴武汉的专家组，这次受到了许多质疑和批评。您认为这反映出疾控工作目前还存在什么短板？
汤胜蓝：不少媒体报道中说的CDC人员流失、资金不足，行*权少等问题确实存在。比如国家或省级的CDC工作人员收入比较低，再加上当地的房价压力，造成了不小的人才流失问题。再比如，地方上的卫健委可能由于人员有限，会委托直属的CDC医院里传染病各项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而地方上CDC主任在行*医院的院长还要低半级，让低半级的医院的工作，效果肯定是不理想的，监督机制存在问题。
此外，这几年CDC的工作重点可能有点偏了。现在某些CDC人员把精力过于集中在做课题、发文章上，而不是专注于疾病的预防控制工作。因为做研究发文章可以有名有利。并不是说CDC就不能做科研、发文章，但是工作重心要放正。根据不同机构的职能分工，科研工作可能更多的是大学和研究所的事情，CDC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做好疾病防控。
返朴：武汉疫情暴发的初期由于医疗资源的挤兑，可以说引发了一些次生灾害，如部分其他疾病的危重症患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反思和改进些什么？
汤胜蓝：我2月12日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曾谈过这个问题，不应把所有的